|
北方有长城，北方有我的家。 出了八达岭长城，离北京最近的城市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塞上名城张家口了。我总觉得，北京的长城太华贵漂亮了，以至让人无法走近它。还是故乡张家口的土长城朴实端庄，天然浑成。当我在塞上夏日的阳光下，悄然登上依山傍水的塞上名关大境门时，不能不为故乡这片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土地怦然心动，也不能不为盘旋于陡壁险崖之上的古老长城而感叹不已。 一片金黄色的沙丘，让我想起一个遥远的故事。那是一个和大伯有关的故事。 一只孤独的骆驼迈着沉重的步履向我走过来时，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父亲乔廷瑗、母亲张松贞都已过世多年，他们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大伯的归来，至死也没能和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的、身在台湾的大伯乔廷琦见上一面。 我无法想象，被遥远空间和奔腾海峡阻隔了半个多世纪、远离故土的大伯乔廷琦，还有没有机会回来看看故乡的山水？ 大伯，北方有你的家，北方有长城啊！ 那年10月的一天，父亲下班回来，神情异常紧张地悄声对全家人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你大伯乔廷琦从美国来信了。” “大哥？有消息了？他还活着？”母亲老泪横流地对我们说：“孩子们，以前，我们不敢告诉你们，其实，你大伯是在台湾啊！” 关于家里过去的故事，父亲、母亲一直没有对我们讲过。说起大伯来，父亲也总是躲躲闪闪，一会说他早就死了，一会又说他在海外。现在大伯的来信，表明我家还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呢。 大伯在信上说，岁月淡漠了他许多记忆，惟有故乡大境门长城上，察哈尔都统高维岳所题写的“大好河山”四个颜体大字，却深深镌刻在脑海中。他说他想在有生之年，回来看看家乡的大境门。 第二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父亲母亲带着全家人，以蜿蜒起伏的大境门长城为背景，照了一张全家福。然后，给远在天边的大伯寄走了。我们兄弟姐妹8个，大伯乔廷琦只见过大哥大姐，其它侄儿侄女谁也没见过，这是不是人生的悲哀呢？ 父亲说，大境门长城是雄踞塞北的重要屏障，是北方要塞。那上面的每一块青砖，都铭刻着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我们那一辈人的理想，就是被大境门长城的壮美点燃的。那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记住的年代！那个场面是怎样的壮怀激烈啊？ 父亲乔廷瑗和大伯乔廷琦本都是一介书生。30年代初，父亲从张家师范毕业后留在师范附小任教。大伯则一边在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工作，一边攻读北京中国大学。 1931年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父亲目睹了日本人的种种暴行，怒火中烧，毅然投笔从军，报考了由张治中主持的中央陆军军官学院第九期。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北方学生向校方提请提前毕业，参加抗日活动。回到家乡的父亲担任了张家口师范附小任教务主任。 1933年6月，父亲放弃教职，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抗日同盟军张励生将军所部任参谋。那是中国察北第一支、也是最早的正规抵抗日寇的抗日武装。在共产党人吉鸿昌将军的率领下，抗日同盟军在大境门下宣誓出征，挥师北上，重创敌寇。一路风扫残云，仅20多天，就收复了康保、沽源、宝昌、多伦察北四县失地，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了察哈尔省。这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烈火，以不可阻挡的势头，从张家口燃起，迅速波及全国。 不久，抗日同盟军失败。父亲回到老家任怀安左卫完小校长。1934年春，日寇又占领了察北，察省的形势更加危机了。父亲乔廷瑗奔走于坝上坝下各地，积极发动学生，准备枪马，参加抗战。 1935年冬天，父亲踏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烈士们的血迹，继承他们未竞的事业，组成了“察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出任司令。那时，大伯乔廷琦正担任察哈尔省国民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何梅协定》规定“撤退河北的中国军队，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察北的国民党省党部转入地下工作），对父亲的抗日救国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大伯乔廷琦的引荐下，时任察哈尔主席的刘汝明将军，对这支抗日民众武装，给予了正式建制批示和物资支援。 那时，母亲张松贞是父亲的秘书。她善使双枪，左右开弓，很是厉害，是威震塞外的“双枪小姐”，可她却甘愿辅佐父亲抗日。她说，成就抗日大事要靠父亲这样有血性的钢铁男儿。 1936年11月，父亲带领着抗日救国军的部队，随傅部一起击溃日伪军侵犯，一举收复百灵庙。消息传出，举国欢腾，四海同庆。海内外爱国人士，纷纷组团赴抗日前线慰问傅部官兵。在察哈尔省党部任主任委员的大伯乔廷琦，也亲赴前线酬劳慰问。在百灵庙前线，大伯挑破了父亲与母亲眼前的那层纸。给他们做了媒。说你们也别绷着了，抗日仗要打，可你们的婚也要结。在大伯的撮合下，父母就在百灵庙前线成了亲。 1937年8月14日夜，父亲带领30多人，从大境地门出发，一举歼灭了日军驻察北崇礼警察署，枪杀了警察署指导官井野毛一郎。8月15日，大伯乔廷琦在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秘密设在张家口市南武城街一家电料行的电台，向国民党中央社发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救国军夜袭日军成功的消息，16日《察省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都刊发了此报道。平、津、沪、宁等地的学生纷纷来电声援他们的抗日行动。 目送着草原低垂的落日，大伯和父母就倚在大境门城头，任思绪沿着清水河弯弯曲曲的沙砾古道北行。那时，逶迤的长城，遥接云天。城门牌匾上“大好河山”那苍劲有力的四个大字，囊括了北国风光的全部神韵。他们相约，待到他们儿孙满堂的时候，再一起故地重游。 此后，一心抗日的父亲与身在后方的大伯便再也没能见面。他们那时根本没想到，在察北抗日前线这一别，竟会是半个世纪。 “七七事变”不久，日军在察北攻下了张北狼窝沟。后来张家口也失守了，父亲随部队撤到大同。作战勇猛的乔廷瑗，很得傅作义的赏识，表示只要抗日，父亲要什么他给什么，支援父亲扩充抗日部队。但战局很快逆转直下，天镇失守、大同失守，父亲来到西安。1938年转到武汉战干团，任女生大队中队长。武汉撤退后，父亲来到重庆，担任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总务科上校科长。1948年11月任国民党辎汽17团团部副员，撤到云南，参加了卢汉的云南起义，后在昆明陆军学院学习。1951年3月，父亲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转业退职还乡，继续当他的老师。退休后，又在张家口市委统战部当顾问。 而大伯乔廷琦回家的梦，却随着1948年12月平津战役的胜利破灭了。傅作义部队起义后，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官员们举家南逃。大伯执意只身前往台湾…… 此时，大伯，我只能在梦中和你相见。我的父母早已离我而去，他们用自己的前半生打下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他们等不到您的归来便撒手而去了。他们给我留下了一个遥远而又凄婉的故事，一个父辈们的世纪之憾。 | 
